陕西省丹凤县庾岭镇，81岁的陈竹琴老人与57岁的智障女儿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艰难。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低下，话语权不足。这群人，我们通常称之为弱势群体。

　　他们有的失去劳动能力，靠政府救济过活；有的虽有劳动能力，但因缺乏技能和机会，长期无法就业；有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苦苦跟温饱做斗争，有的则是经济社会改革转型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像农民工、下岗职工等群体。

　　他们的生存状况究竟怎样？有哪些诉求与期望？该如何改善他们的处境？记者近期进行了深入调查。

　　顿顿面条白菜，3间瓦房一住40多年――

　　目前我国还有3597万绝对贫困人口

　　11月4日傍晚，记者来到云南省禄丰县金山镇的廉租房小区，敲开低保户肖启仙的家门。她正准备做晚饭，烧水下面条，再放点白菜叶，就是一顿晚饭。“下面条省事，不用再炒菜了。”这样的晚饭，对于肖启仙来说，习以为常。

　　8年前，丈夫从县里的砖瓦厂下岗，快50岁的他，只有小学文化，除了烧砖没什么技能。年龄、技能都不占优势，找了一段时间工作未果，两口子摆起地摊，卖起了小百货。辛辛苦苦一个月，只能挣个三四百元。除此之外，肖启仙家另外一笔大收入就是每个月300多元的低保金。

　　量入为出，平时，肖启仙一天只能拿出六七元钱来买菜，“每次都是从菜市场的这头走到那头，挑最便宜的买。”

　　现在，肖启仙一家住的是44平方米的廉租房，月租30元，对此，肖启仙心存感激，因为之前，她全家只能寄居在亲戚家里。

　　亲戚接济的地方还有很多，家里的冰箱、自己风湿性心脏病常备的速效救心丸等药品，都是兄弟一家给买的。“现在看病实在太贵，根本不敢去医院。”前阵子，肖启仙咽喉发炎，扛了几天，最后疼得连稀粥都喝不下去，只好硬着头皮去了趟医院，“好说歹说，让医生开最便宜的药，扣除医疗保险，自己还掏了61元。”这61元，足足让肖启仙心疼了好几天。

　　农村贫困家庭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张中周是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杉树乡大寨村贫困农民。记者换了三次车、历时10多个小时从贵阳来到他家时，只见屋子里堆满了玉米棒子和各种农具，就是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三间瓦房已经住了40多年，椽子、大梁都已变形，十足的危房！老张不怕吃苦，种玉米，种水稻，种烤烟，养猪，养蜂，一直在凭着自己的辛劳，供几个孩子上学。

　　大山深处的大寨村，交通不便是村民脱贫致富最大的瓶颈。2007年公路修通前，乡亲们赶场买点日用品，要徒步翻过两座大山，过一条河，单程四五十里路，曾有村民因劳累过度，死在从集市回家的路上。

　　种完玉米种棒子，年年都是老样子。日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苦累都不怕，最怕的是没机会。”张中周说。

　　2007年，印江县“县为单位、整乡推进”扶贫开发试点落户杉树乡，公路终于修到了大寨村，县里扶持村民发展产业，开山种植高山茶，张中周家后边办起了一个集市。张中周现在除了日常的田里农活，每天早早起来，做好菜豆腐，拿到房后的集市卖，收入增加了不少。他现在就盼着，再过几年，种下的7亩茶树产茶了，一年能有2万元的收入。

　　像肖启仙、张中周这样的弱势群体，还有很多，有的处境比他俩还困难。按照2009年确定的人均年收入1196元的标准，我国还有3597万绝对贫困人口。

　　收入增加些、负担减轻些、机会多一些――

　　弱势群体期盼生活能有持续的改善

　　面对现实的困境，底层人群有哪些期盼？

　　张中周眼下想得最多的是自家的茶叶上市后能否卖上好价钱，两个孩子接下来上大学的学费能不能多减免些，自己和老伴的身体能不能好一点。对于一个正在脱贫过程中的农村家庭，实在经不起一点意外和风浪。万一家里人谁要住一次医院、动一次手术，张中周肯定就得回到那种愁吃愁穿甚至到处借债的日子。“真的想稳定脱贫。辛苦了大半辈子，也该过几天稳当日子了。”

　　“现在的物价涨得太快了，以前买的最多的大白菜从2毛钱1斤都涨到1块1毛钱了。”肖启仙说，眼下，自己也不奢求什么，就是希望低保金能随着物价的上涨逐步提高，这样就能给自己买份大病统筹险和养老保险。由于实在拮据，55岁的肖启仙，硬是没舍得花钱买这两份保险。但随着年龄增加，肖启仙真担心有一天连摆地摊都干不了，那时没有任何养老保障的她该怎么办。

　　来自河南省上蔡县的张永刚，在北京市朝阳区一个工地当小工，能在北京有个稳定的住所，是他最大的梦想。“北京的商品房我们肯定买不起，只能寄希望于政府把农民工也纳入到廉租房申请对象中来。”张永刚还有一个心愿，“打心眼里希望政府能帮我们解决子女进城上学难题，这是农民工普遍的心声。”每年元宵节前后，张永刚准备离家打工的那几天，女儿都会形影不离地粘在父亲身旁。“女儿很懂事，什么都不说，心里不愿我走，想多和我呆会儿。”每回，张永刚都心酸得想流泪。

　　曾经的下岗职工胡常跃认为，对于弱势群体，最重要的是给他们改变的机会。1998年，胡常跃从云南滇中化工厂下岗后，吃过低保、受过亲友接济，后来奋发图强，创业开书店，安置了多位下岗职工就业。“那几年，我们下岗工人是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其实，绝大多数下岗工人都希望自给自立，只是原来工作内容单一，技能不突出，不知道往哪方面努力。”作为一个“过来人”，胡常跃特别希望政府联合企业，根据市场需要给弱势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顺利再就业。“公益性岗位应尽量多照顾那些再就业困难的‘4050’下岗职工。”胡常跃说。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社区的刘静芬对分配公平特别敏感。刘静芬下岗后，在社区当了5年的清洁工，月收入从1200元涨到了现在的1700多元。“平均1年涨100元，还赶不上物价涨，你看看小区的房价，5年前一平方米卖5000元，现在卖三四万元。” 刘静芬说，每天看着小区业主开着各式高档汽车进进出出，心里真不是滋味。“这年头，就是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苦哈哈！没办法，只能怪自己没本事。”

　　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陆汉文教授认为，对于弱势群体，首当其冲的问题肯定是保生存、告别贫困。这就要把促进就业、加大扶贫开发作为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优先选择，千方百计提高他们的收入。

　　“贫困只是弱势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表现，发展能力差、发展机会少是他们弱势的普遍性原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龙龙告诉记者，只有针对这两方面着手，才能有效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这就要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让他们获得更多工作和发展的机会，更充分地参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